一堆劣質硅油浸泡的避孕套，成了“杜蕾斯““岡本”等知名套套；一位熟手十幾分鐘就能勾兌灌裝出兩箱“茅臺”，并且逃過防偽檢測；莆田假鞋鬼市深夜復蘇；廣州白云市場再曝假LV包，2017年全國兩會期間，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云致信全國人大代表，呼吁“像治理酒駕一樣治理假貨”。

       春節前后，公安部開展了為期2月的打擊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春雷行動”，強力圍剿假貨產業帶。全民再次熱議并呼吁“像抓酒駕一樣打假”、“讓制假售假者傾家蕩產、讓售假者痛”。

       一年來，這逐漸成為社會共識。2月28日，由法制日報社聯合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互聯網法治研究中心發起的“2017年推動中國互聯網法治進程十大事件”評選結果揭曉，“像治理酒駕一樣治理假貨“也入選并引來熱議。

       也是在2月28日這一天，阿里披露了一組數據，則是有喜有憂。

       阿里巴巴平臺治理部2017年通過大數據模型主動防控、權利人舉報、消費者投訴、神秘抽檢等方式，排查出5436條銷售額遠超5萬元起刑點的疑似制售假線索。

       店兵店將淘寶店鋪出售了解，山西運城警方打掉一個制售假避孕套團伙，在河南6個窩點內查獲近200萬只假冒名牌避孕套，這后面就有阿里巴巴打假特戰隊的協助。

       2017年最后一天，公安部就向阿里巴巴平臺治理部發出了當年的第二封感謝信：“以大數據思維模式，積極參與知識產權侵權領域的類罪監測模型建設，通過模型應用產出涉假犯罪線索……”

       受執法資源緊張及諸多因素限制，執法機關接收1910條，公安機關已經進行刑事打擊的有740例。刑事打擊案件數量比2016年的469例增長了58%。

       而740起案例中，目前通過公開信息能夠確認已有刑事判決結果的有63例，這些案件平均辦案時長約344天，共判決129人，但其中104人判的都是緩刑，實刑率僅19%。

       相比之下，根據對2016年能夠公開抽取到的判決書的分析，緩刑率為79%，實刑率為21%。

       2017年在阿里推送的制售假案件中，根據目前公開的判決實刑率僅19%。

       換句話說，盡管對制售假們的刑事打擊案件數量大幅上升，但制售假犯罪緩刑率仍然有八成之多，居高不下。如果再算上那些難以認定制售假金額的情況，制售假違法犯罪的成本明顯過低。

       安踏曾持續追蹤售賣假冒安踏運動鞋的劉某某。2011年底，執法部門查處了其在福建晉江的窩點，但現場只查獲兩百余雙假鞋，不足5萬元現行入刑點，公安只能沒收假鞋和售假電腦設備。“其實他們規避手段很多，貨源分散，就是為了鉆現行法律的空子”，安踏集團法務部品牌保護周經理解釋。

       2012年夏，安踏再次發現劉某某在網上售假，但質檢和公安現場在其江西豐城的商鋪中僅查獲50多雙假鞋。2013年底，安踏終于查到劉某某在江西高安的制售假鞋工廠和倉庫，這次現場查處6000多雙假鞋和相應制假設備，案值數百萬元。劉某某終于被刑事拘留并移交司法。

       然而，劉某某最終只被判有期徒刑3年緩刑5年并處罰金25萬元，一天牢沒坐就回了家。據安踏的監控，劉某某后來仍在從事制售假鞋生意，只是不假冒安踏了。

       阿里平臺治理部知產保護總監葉智飛還舉了一個10年制售假貨被抓三次的例子。

       2017年，西部某省公安機關在阿里大數據協助下破獲一起公安部督辦特大調味品案，警方跨多省繳獲數十萬袋假冒調味品。該案主犯師某之前在一家正規調味品廠從事打假工作，曾經配合當地警方打擊過假冒該品牌調味品的制售窩點。但是，在高額利潤誘惑下，師某轉而制假，2006年和2011年，其兩次因參與制售假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均被取保候審，直至2017年因制售假“三進宮”。

       葉智飛介紹，“最新的數據表明，80后、90后已成制售假的絕對主力軍，假貨毒瘤的侵蝕讓年輕人鋌而走險走向犯罪。”

       阿里巴巴平臺治理部接觸過很多制假售假的店鋪和商家，發現這樣一種比較普遍的觀念：穿一件假名牌，穿一件假皮鞋，拎一個假包，毒不死人，害不死人有什么危害？這種精神迷惑性和依賴性，像毒品一樣在侵蝕著大量的年輕人。

       記者暗訪廣州白云皮具城售假檔口

       葉智飛還提到，雖然線上假貨治理在2017年取得了歷史性突破，但由于犯罪成本過低，線下假貨生產源頭不根除，全社會的假貨問題絕不會有根本性緩解。許多制假售假犯罪鏈條和網絡依然活動猖獗，甚至形成行業性、領域性、區域性假貨產業帶。

       “必須要完善法律法規，對線下假貨生產源頭進行圍剿，全社會共同推動制假直接入刑，并引入懲罰性賠償，讓制售假者傾家蕩產，才能徹底遏制全社會的假貨問題。”阿里巴巴集團首席平臺治理官鄭俊芳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副校長、互聯網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林維教授提到，他在最高法院掛職期間，就接觸過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的案子。懲罰力度是一個特別復雜的問題，很多情況下判緩刑確實起不到足夠的懲罰效應。尤其是在訴訟程序上簡化以后，有的從采取強制措施起就取保候審，然后又經過快速簡易程序的審判，只是判處緩刑。這種懲罰的力度是遠遠不夠的，遠遠不足以阻止其再犯。

       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互聯網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高艷東還建議，未來對假貨類犯罪的數額要大大降低，因為這和詐騙罪沒有區別，起刑點也可以降到幾千元。

       他還認為，要樹立全民皆兵式的打假。例如，讓消費者也有打假的動力。今天消法的賠償最高三倍，食品最高十倍，這是遠遠不夠的。當年一位老太太買麥當勞咖啡，因為過燙被燙傷，最后獲賠265萬，這不是以損害來計算賠償的，而是以麥當勞的經營額來計算賠償；2014年的雷諾煙草案，雷諾煙民的遺孀起訴其隱瞞健康風險信息，這個案件最后和解了，而法院給出的236億美元懲罰性賠引來全球關注。

       店兵店將淘寶店出售小編認為，要特別地把職業打假和以消費者打假區別開，真正讓消費者成為這種制度設計的受益者。